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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市武昌区繁华的解放路北段西侧有一条闹中取静,长405米,宽12米的都府堤街。清朝时官府于此筑堤,堤近都督府衙门,故名督府堤,亦称都府堤。走进都府堤街20号,这里静静掩映着一片清末民初风格的学堂建筑群,砖木结构,朱柱青瓦。大革命时期,此处曾是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校址,同时也是湖北革命的指挥机关。1927年4月27日,正是在学校的风雨操场(学生们下雨天上体育课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江城赴会:秘密交通功不朽
“中共五大是在帝国主义的炮口威胁下和反动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中召开的。”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级调研员宋健这样向记者介绍。五卅运动后,随着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明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官先后制造了一连串惨案、叛乱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挥舞血腥屠刀。这一时期,大批共产党人牺牲,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革命宣告局部失败。
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党内达成共识:必须认真研判当前局势并采取果断行动,以挽救革命。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风云突变之时,江城赴会并非易事。中共五大召开前,全国已有党员57967人,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的革命力量。如何能在各地反动军阀疯狂举起屠刀、帝国主义军舰云集武汉江面的情况下,保证党代表安全抵达武汉,顺利召开会议,成为摆在党中央面前的首要难题。
据宋健介绍,中共中央不仅很早就开始通知各地党组织秘密推选党代表,还安排代表们通过党的秘密交通线,从各地乘船、乘车甚至步行来到武汉开会。“共产党在铁路、码头、轮驳、海员和人力车等公会中都有强大力量,为安排地下交通线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当时,来武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主要有3条,第一条从上海出发,乘轮船到达武汉:第二条从广州出发,北上韶关、衡阳、长沙等地到达武汉,第三条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经河南到武汉或者从北京经天津乘船南下到上海,转乘轮船到武汉。党内交通系统为保障中共五大的顺利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健说。
虽然斗争形势险恶,但革命者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仍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共青团代表陆定一曾这样回忆他赴汉开会途中的“趣事",1927年,他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结伴同行,当时长江沿岸很不平静,中国招商局的轮船随时都可能被军队拦截。为安全保密,中共中央安排党代表乘坐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虽然票价奇贵,但船上客人却是满满的。当郑超麟与附近人聊天问他们职业时,有的回答是“卖水果的”,有的回答是“做茶叶生意的”,还有的回答是“贩瓷器的”。
当轮船驶过九江,离开敌人势力范围后,许多乘客活跃起来。陆定一和郑超麟惊讶地发现,这些所谓“生意人”不仅政治水平超乎寻常,甚至对时局了如指掌。直到开会时再次相见,他们才知道,原来很多同行的“船友”都是党内同志,如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等。
问路前方:茫茫楚天明灯照
1927年4月27日,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周三,湖北省立第一小学却突然热闹非凡。这天,来自湖南、湖北、上海(江浙)、江西、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安徽等11个省区的党代表济济一堂,隆重举行中共五大开幕式。同时出现在会场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英、法、美等国共产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和共青团代表等,此外,国民党也派出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等出席大会。
“中共五大开幕式在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举行,正式会议则改在汉口黄陂会馆召开,这是中共中央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记者随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走过一个芳草青青的院落,来到一栋学宫式建筑的一楼,这里逼真呈现着94年前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的场景。
高万蛾告诉记者:“湖北省立第一小学原本就是陈深秋等人进行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校长王觉新是中共党员,校内都是进步师生,比较可靠;学校出入人多,不易引人注意。此外,选址这里开会,也是因为小学距毛泽东负责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远,农讲所有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学员,可以负责会议的安保工作。”
为了避免加重武汉国民政府的“赤化色彩”,也为了防备反动派袭击,中共五大以半公开方式进行,不许报纸上刊载有关消息。开幕式结束后大会随即转移到相对偏僻的汉口黄陂会馆秘密召开。这既是为了方便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参会,同时也有安全保密的考虑。比如,黄陂会馆开会期间,会馆门口没有明显的标识,代表们也没有出席证,会议每天变换进出口令,参会代表凭口令出入会场,如第一天上午用的是“冲锋”二字。
但中共五大仍有“未解之谜”留存至今,在几份珍贵的中共五大会议记录(英文速记)文件上,可以同时看到英文、俄文和速记符号。“中共五大在会议材料和会议记录方面做了严格的保密处理,外语和速记符号组合而成的会议记录有如‘天书’,保密性极强,不经速记员本人整理根本无法解读其内容。”高万娥略带遗憾地说,“如今,虽然博物馆方面找寻到原始会议记录,但速记员是谁,他/她最终身在何处,我们一无所知。因此,这些文件就成了永远的‘秘密’。”
会场内,是关于革命方向的激烈讨论;会场外,是血雨腥风的斗争考验。中共五大共历时13天,虽然会议没有就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大革命失败的结局,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探索中国革命艰难历程的重要环节,为党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党的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会议创造了党的历史上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初步健全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第一次正式确立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提出“政治纪律”概念,并置于突出地位……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虽知前路坎坷、命运未卜,但革命事业必胜的理想信念激荡在每位代表的心间。告别时刻,他们纷纷起身离席,彼此相拥。走出黄陂会馆后,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奔赴革命一线,继续将星星之火燎原于神州大地。
(转自《保密工作》总第3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