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汉口酷热难耐。一栋西式公寓二楼，门窗紧闭，一场紧急会议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秘密召开。

只有短短一天，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九十多年过去了，这栋公寓仍然静静矗立在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成为一段凝固的历史。清明节刚过，记者一行冒雨来到这里，穿行在烟雨氤氲中的老街，仿佛走进了那个波澜壮阔、风云突变的年代，触摸到了那段令人热血沸腾的历史。

风云突变

1927年的武汉是大革命的中心。这一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国民政府由广州搬到武汉。同时，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为了适应工农运动高涨的形势，中共中央机关也迁至武汉，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干部前往武汉开展工作。然而，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时，潜藏的暗流也在悄然涌动。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刚到武汉的汪精卫则打着反蒋的旗号，取得了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他一方面伪装为“左派领袖”继续与我党合作，另一方面开始限制工农运动，暗中策划“分共”。而汪精卫发动“分共”的直接借口，则与一起严重泄密事件有关，这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泄露“五月指示”事件。

5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中国问题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密电，主要内容包括吸收工农领袖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结构；动员两万共产党员，组建自己可靠军队：没收地主土地等。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在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时，陈独秀认为“五月指示"不切实际，根本无法贯彻执行；苏联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则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形势；罗易决心执行“五月指示”，但又拿不出具体实施办法。“眼看陈独秀和鲍罗廷对执行‘五月指示’态度消极，罗易竟然异想天开地找汪精卫想办法共同推动‘五月指示’的执行。”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级调研员宋健说。于是，罗易将这一绝密电报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又将其转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其他成员如谭延闿、孙科等传阅，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分共”、背叛革命。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一时间，浊浪排空的反革命气焰将我党逼到了悬崖边上，如火如荼的大革命陡降至冰点。

“大革命失败前，全国共产党员共有5.79万余人，大革命失败后，仅剩1万人左右。”在八七会议纪念馆第一展厅的一面墙上，有一份《大革命前后革命力量对照表》，两组数据告诉人们，原本蓬勃发展的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

面对数倍于己的反革命力量的疯狂进攻，我党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擦干身上的血迹，维续战斗，在武汉的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转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7月中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新成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几次会议，主要作出3项决策：发动南昌起义，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

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惊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人民军队横空出世，6天后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为我党指明了新的出路，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秘密会议

实际上，这次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会议代表难以聚齐，一直到8月7日才开会。

终过周密考虑，中共中央将会址定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也就是现在的鄱阳街139号，这里原本是苏联援华顾问洛卓莫夫的住所，紧邻英国惠罗公司，楼下是一家印度人开的商店，周围外国商店林立，两旁公寓住的大多是俄国侨民和富商。

“首先，因为地处俄租界，相对安全；其次，尽管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集团驱逐回国，但他的夫人洛卓莫娃还住这里，安全系数更高；再次，当时屋顶的阳台与隔壁邻居家的阳台是相通的，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便于迅速撤离；最后，一楼天井的暗门通向后面的无人小巷，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赵晓琳告诉记者。

会议的筹备也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确保绝对安全，起草文件的地方与会场并不在同一地点，而是位于汉口天津路的德林公寓，德林公寓是一栋西式三层楼，曾是汉口美租界最豪华气派的高档公寓之一，英租界被收回后变成特三区，安全性较好，大革命失败后德林公寓就被中共中央领导人选为秘密驻地。

会议召开前，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冒着酷暑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忙碌。他们紧闭门窗，用蒲扇散热驱蚊、翻译和起草会议所需重要文件，同时，他们佯称在九江召开会议，这一保密措施不仅迷惑了敌人，也使一些党内同志感到困惑。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在寻找八七会议会址时，有人就回忆是在九江召开的。周恩来在1958年对夏衍谈到八七会议会址时明确表示：“当时说在江西九江召开，是为了给汉口开会做掩护。”

当时，年仅23岁的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参与了会议筹备工作。也就是在这时，为了适应党的秘密工作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邓希贤正式改为邓小平。他第一个来到开会的地方，具体负责接待代表、安排食宿、安全保密，还承担整个会议的记录工作。据邓小平回忆：“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8月的武汉，酷热难当。为了保密，房子的门窗整天关着，不透一点儿风，室内闷得像蒸笼。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与会者都挤在里面，焦灼地等待着会议的召开。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儿，饿了便喝点开水，吃点干粮。邓小平后来说：“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第一批……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邓小平却在会场连续工作了6天。50多年后，1980年7月，邓小平到武汉视察工作，特地参观了八七会议会址。故地重游，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他说：“我在这里待了六天……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

八七会议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个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所以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感情。“邓小平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7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赵晓琳说。

开辟新路

  沿着高高的木楼梯登上二楼，木制地板的“吱吱”声仿佛唤醒了尘封的历史记忆。二楼左转即到一个房间，1张长条桌、2把长条凳、8把方凳、4把圆凳、10把高背椅，错落摆放，这里便是根据参会者回忆复原的八七会议会址。

狭小的房间、暗红的桌椅，不禁把人带入当时会议讨论的场面和氛围…楼外，女主人洛卓莫娃在门口不经意间四处观望；楼内，20余名年轻的共产党人正在激烈争论，坐在角落里的邓小平一一记录。会议从早开到晚，他手写了整整20余页。展晒中，这份泛黄的《八七会议记录》还原了当时的争辩场景，字体清秀、记录清晰。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身着长衫、操着湖南口音的毛泽东激昂发言，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右倾错误。当天会上讨论发言的有14人56次，从会议记录看，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发言次数最多的也是毛泽东，一共7次。

八七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要求坚决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通过了关于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的3项议决案，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年轻的共产党人不畏牺牲，以巨大的决心与魄力，开辟了新道路，使中国革命迎来重大转折。

“八七会议不仅是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党的保密工作历史进程来看，八七会议也是我们党从挫折中反思保密工作，深刻认识保密工作的特殊作用，果断恢复、重建、拓宽党的保密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史（1921-1949）》的作者杨世保说。

在他看来，八七会议前，我党的保密防范对象重点集中在北洋军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方面，应该说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党内虽然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性有所警惕，但多数同志的警觉性不足、尤其是没有将对国民党右派的警惕与加强保密防范统一起来，造成对保密防范对象判断上的不全面。

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对党的保密工作作出极其严格、详细的规定，明确提出：“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每一党部都应严格地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极严格的秘密规律，都应与以严厉的工作之基本条件。”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还强调：“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览之必要条件”“一切支部应当立刻进行秘密工作”“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之于全国”“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下，现时须组织审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的分子。”这些内容对于党转入秘密状态后如何严格党的纪律、开展政治宣传、纯洁党的组织、建立地下交通网等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又通过派干部，写指示信等方式，秘密向全国各地党组织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在黑暗中高举革命旗帜，进行血与火的抗争，点燃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燎原星火。

链接：八七会议最早被称为中央紧急会议

由于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异常困难，到了1927年8月7日，通知到会的人员仍未到齐，中央委员尚不过半数，因此，这次会议既不能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能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只能称作中央紧急会议或八七紧急会议。会后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在陆续向全党发出的各种文件中，中央紧急会议和八七紧急会议交替使用。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将其简称为八七会议，之后，党的各种文件或会议以及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均称其为八七会议，并沿用至今。

八七会议是一次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紧急会议，所以出席会议代表的身份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八七会议共有正式代表21名，其中，中央委员10人：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3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湖北、军委代表各1人：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诺伊曼、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

从以上情况看，中共五大选出的31位中央委员，14位候补中央委员、7位中央监察委员和3位候补监察委员均未到齐，由55人组成的第五届中央领导机关中参加会议的未过半数。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如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昌等已赴南昌发动起义一部分人如彭述之、刘少奇等不在武汉无法参加会议，有些地方代表来不及召集。

共青团的3名代表都是团中央委员，却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党中央重要会议，这在党的历次会议中极为少见。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1996年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曾说：“那时能参加这样的会议，现在不行了！”

（转自《保密工作》总第3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