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半月的连绵阴雨之后，江城终于放睛，我们沐浴着春日暖阳，在汉口江边的文物建筑群落中穿梭，寻找长江局的身影——一个常被提及却鲜被放大呈现的机构，随着我们的寻访，散落在浩瀚史海的这段历史慢慢清晰起来，迢迢往事，勾勒出中共早期保密工作百经磨砺逐渐成熟的印记。

珞珈山街12号寻“赵先生”

从八七会议旧址出来，穿过樟树参天的黎黄陂路，拐进珞珈山街，就到了第一个长江局旧址。

珞珈山街（旧称珞珈碑路）曾为俄租界，两旁遗存的西式小楼，红砖外墙，红瓦坡顶，窗户上下错落，古朴而典雅。现在，这里成为武汉著名的“慢生活”街区，众多咖啡厅、精品店的驻扎，将摩登融进了怀旧。长江局旧址就藏在它们之间——珞珈山街12号，相较满街的时髦装演，这幢老旧的三层红房子并不起眼。路过的游人看见墙上白色文物保护牌上的介绍，都露出惊讶的神色，然后带着敬畏重新审视它。

看着眼前已做民居的红砖房，很难想象它曾见证了怎样惊心动魄的过去，就连楼里的住户们，也是在门口被挂上文物保护标志时，才知道这里曾经是党的领导机关。就是在这里，长江局秘密领导了湘、鄂、赣、皖、豫等省党的工作、职工运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叫嚣“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人"，四处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回上海。为领导长江流域各省党的工作，10月2日，长江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正式成立，由罗亦农任书记。

那天之后，珞珈山街12号有了神秘的新主人——一对年轻夫妻。厨子和干杂活的女工都称男主人为“赵先生”。“赵先生”何许人也？他就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当年。长江局就在二楼，一楼主要是佣人居住。为掩护身份，罗亦农和秘书李文宜扮为夫妻。楼上开会时，李文宜就在楼下守着，万一来了陌生人，她就以女主人身份周旋。为防不测，开会时桌上摆一副麻将做掩护。

说起这段历史，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级调研员宋健的讲述总是围绕“赵先生"罗亦农展开，当时，党内弥漫着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以及盲目组织大规模暴动的“左"倾倾向。罗亦农顶住党内压力，力排各种阻力，说服党内同志坚决停止“武汉暴动"计划，以及河南、湖南、江西等省份的仓促行动，并将各项工作转入地下和乡村隐蔽下来，避免了党的力量遭到更大损失。

在珞珈山街12号的日子里，长江局在伪装掩护下，进行了隐蔽而光辉的斗争，成为武汉一片白色恐怖中的红色中心，由于形势变化和党的工作任务调整，11月2日，长江局举行第13次会议。正式宣布该机构的结束，罗亦农也调离湖北。自此，珞珈山街12号再无“赵先生"，红房子中的这段历史也隐没在烟火气中。

蛰伏、爆发与沉寂

说起第二个长江局，宋健的龄色变得凝重了，"我们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总觉得心情十分沉重……”

第一个长江局撤销之后，中共湖北省委经历了三次重建、四次破坏，湖北的红色革命势力，在白色恐怖的凶猛火势下，刚从灰烬中冒出头来，就几乎又被摧残殆尽，最后归于蛰伏。

直到1930年，军阀混战之下，党的革命事业开始复兴，第二个长江局顺时而生，由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组成常委会，和隐蔽在高级住宅区的第一个长江局不同，第二个长江局无址可寻。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1930年7月成立的第二个长江局，并无固定办公场所。

第二个长江局的上半篇历史，有浓烈的“左”倾色彩。当时，李立三基于敌我力量的错误估计，作出“敌人已经完全崩溃了"的判断，要求长江局以武汉为中心，组织多省暴动，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武汉暴动”再次上演。

1930年8月1日的汉口江汉关，人员、车流、船只和平常一样往来繁忙。突然，人群中出现一阵骚乱，不少人聚集在此进行示威，传单四处飞舞，暴动口号此起彼伏。与此呼应，武汉的监狱里，也有人高唱国际歌、殴打看守，并从监狱外运进来一批武器。令闻者黯然的是，这次暴动遭遇了血腥镇压，87人被大刀砍杀于武昌汉阳门、阅马场，汉口六渡桥、江汉关等地，烈土们"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声异常悲壮。

像这样频繁的政治示威和飞行集会，将共产党员暴露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在“武汉暴动"的进程中，党组织也呈现出“边发展，边游耗"的状态，直到9月下旬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终于下令停止“武汉暴动"。

长汇局的下半篇历史，少了盲目突进，多了谨慎保密，从流血牺牲中走过来的长江局，开始注意隐蔽斗争，布置许多以家庭形式和社会职业为掩护的各种机关，减少在旅馆和其他公共场合轮番接头。9月中旬以后，武汉街头已经很难见到飞行集会、政治示威游行的身影了。

如果走在那时的武汉街头，你可能会发现一家小画馆，这里有一位名叫“诗圃”的画师，平日他在画馆为客人画素描像，有时他拿着画夹，在街巷、山村游走。这位画师，就是长江局的常委之一——任弼时。那时，长江局委员多以这样的伪装掩护行动。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措施并不能阻止武汉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由于敌特活动和叛徒出卖，到年底，武汉地区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持续加剧，连武汉市委秘书机关、长江局秘书机关、接头机关、印刷机关等都被破坏。12月中旬，长江局再次被撤销。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武汉中共党组织活动几乎一片空白。

这个办事处不简单

从珞珈山街12号出来，沿着长江往东，穿过风格各异的租界时代建筑，大概半小时路程后，我们到达最后一个目的地——1937年长江局旧址。

站在大连路和长春街的交叉口处，面前屹立的这栋青灰色旧楼，方形的外观仅有落地窗做装饰，乍看像是老式仓库。这栋房子原属大石洋行，是当时日本租界里最好的一栋。1937年，董必武筹备建立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搬进这里。

作为国共合作条件下的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并不神秘。然而，外界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外壳”下，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7年底，中共中央派出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1938年3月由凯丰接任）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其主要任务有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和组建新四军等。长江局选址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为了利用其公开身份做掩护。

长江局旧址侧门前，立着“免费参观"的牌子，黑色铁栅栏和木门向公众敞开着。穿过门厅走廊，可以看见一个不大的天井，点缀以水池，池中假山长满了蕨类植物，池旁一簇芭蕉绿意盎然。

这栋楼一共四层，越往上走，部门就越重要机密。

一楼是当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办公场所。进门往右，有一间小小的接待室，摆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排长椅，无数爱国青年就是在此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然后义无反顾走向抗日战场。

    二楼往上，则是长江局办公场所，无关人员在此止步，董必武、叶剑英、周恩来的房间，被还原成当年的模样。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副对联，“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暗示这栋楼里卧虎藏龙。

保密要求最高的电台室和机要科则设在四楼，这里发生的一些趣事，使人感受到这些历史人物是那么立体鲜话，当时，童小鹏负责长江局下设的机要科，他整天在4层楼内跑上跑下送电报，被称呼为“机要科长"，有些同志听成“鸡鸭科长”，慢慢就叫开了。后来索性用“鸡”代指“机要”，“鸭”代指电台，所谓的“鸡鸭行”从此流传至今。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江局撤离武汉。这一年时间里。虽然工作千头万绪，与各类人员接触频繁，但长江局机关及市内设立的秘密交通站、联络站、接待站，却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尤其是在高度保密状态下，出色地完成了它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一年在所辖十几省发展党员8万多人，成为中共在南方各省恢复发展党组织、推动抗日教亡运动的大本营。完成历史重任之后，长江局落下帏幕，接替它的南方局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转自《保密工作》总第384期）